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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圆桌会议,选择出发也就是

来源:http://www.thepankoniens.com 作者:六合至尊app 时间:2019-09-01 15:50

西方人也曾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从自己的家园出发,向古老的东方行进,去寻找亚邦语言,寻找人类的共同语言。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黄保罗教授这样说。他还告诉我们,西方人曾想象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把伏羲和女娲想象成《圣经》中的人物。他们还在汉字的“船”中找到了证据——“船”的右边是“八口”,“船”的意思就是八口人在舟中,“船”就是指诺亚方舟。

  11月1日上午,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第一会议室召开。作为大会的最后一场会议,“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的主题以及中外专家学者的观点交锋,吸引了与会专家学者和校内外师生及媒体的关注,现场座无虚席,争论激烈。

看来,不仅仅是我们黑头发黄皮肤的炎黄子孙,自诩为泱泱大国子民,认为自己就处在天下的中心,把计算机的源头追溯到算盘。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家新教授、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顾彬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特约嘉宾有: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清华大学肖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小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孙郁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杜博妮教授、德国科隆大学司马涛教授、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考门斯基大学冯铁教授、香港岭南大学梁秉钧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等。学者们就主题分三组进行发言。

世界就是这样,彼此参照,互相镜鉴,尽管参照系有可能是幻影,镜子照出的可能是一张变形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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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斯洛伐克科学院的汉学家高利克在《钟山》杂志上看到了王蒙的一篇文章《十字架上》,发现他读过《圣经》,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中国作家对《圣经》这部伟大作品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观点。于是他开始研究《圣经》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

  第一组发言里,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提出了中国学者应当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文化,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文化的观点。他认为海外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应当体会中国的国情,但又不可过度中国化。就目前中国存在的文学焦躁症的问题,洪子诚教授认为,应当对20世纪文学进行反思与整理,对前辈作家的成功与失败应当有中性的态度。

这样的旅程充满了哲学意味,是在探讨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汉学是否是殖民扩展的产物?现代文学脱离了传统的观点是否成立?西方汉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用等等。针对陶东风教授提出的问题,与会的嘉宾和听众就现代文学是否脱离传统展开了激烈讨论。

这样的旅程也是一个自我印证之旅。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有一篇文章《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开中国》,文中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的思维空间,在一切异国的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过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出发是为了离开,也是为了再度回归。而回归时,已花非花,雾非雾。

  顾彬教授对洪子诚教授提出的中国学者应当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文化、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文化的观点表示质疑。他说,布莱希特受老子的影响很深,《道德经》让他完全改变了他的文笔和思路。顾彬认为,没有《道德经》的影响,就没有德国现代心理小说。他认为,西方汉学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是分不开的,应该用互换的方式来研究彼此的文化。

离开它,是为了用另外的眼睛来看待它,是为了更加了解它,在它身上看到一个新的形象。

  第二组发言里,中国人民大学孙郁教授提出,目前中国很多作家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汉学家的暗示与影响,导致创作风格发生了变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很重要,而目前中国文学界缺少认同别人批评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应当在批评中坚强起来。

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告诉我们,汉学和日耳曼文学是分不开的,如果当时没有在德国出版《道德经》的话,德国不可能会有什么现代心理小说。德国诗人布莱希特1920年前后看到了《道德经》以后,完全改变了他的文笔和思路。

  英国爱丁堡大学荣休教授杜博妮发言说,当代文学研究界教条主义的态度过强,这也导致她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转向翻译研究界,她呼吁更多学者重视翻译。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说:“我从俄国的文学中受惠是很多的。”

  清华大学肖鹰教授发言认为,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诠释和批评与中国文学家不同,误读是必然的,应当容许这种差异的存在,这种差异是有价值的。他强调,应尊重包括顾彬在内的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批评。

这大概就是《周易》中说的“同归而殊途”。

  第三组发言里,香港岭南大学梁秉钧教授指出,在现当代文学界,海内与海外的评价标准不同,因此要加强汉学内外交流。例如,上世纪50年代香港对“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讨论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学的意见。此外,汉学中翻译是重要问题,它与创作、文化接受、比较文学等密切联系。

这大概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此路亦彼路”。

  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认为,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互动的新空间打开后,应当允许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误读,同时注意保持二者的差异性。他强调了中国立场的问题,并将中国文学六十年的发展概括成开创、转折、困境、拓路四个关键词。

即使在闭关锁国的大清朝,康熙皇帝也曾和当时的耶稣会士白晋一起研究中学和西学,证明西学是中源,中学是西源。

  肖鹰教授就应当由谁来为中国文学的六十年定位等问题与陈晓明教授展开激烈辩论,他认为,中国文学不一定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才能定位。怎样走出“困境”,首先要走出文化上的“万里长城”。

原来,中学、西学,彼此彼此。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最后发言,肯定了翻译的重要性,认为翻译是双向互动的。希望汉学家把中国文学作品作为文本学分析方法介绍到国外。

王国维干脆说,“学无中西”。钱穆先生也这么说,学不应该有什么中西的。

  顾彬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重申,只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文化会有问题。针对此前媒体有关报道,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没有文学”,我只是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有问题。

于连所创造的远景的思维空间,大概和布莱希特、高利克的类似,甚至和写出《中国小说史》的夏志清的也类似。在这个存在着丰富的“异邦想象”的世界上,选择离开,是为了再次抵达。

  (编辑:张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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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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